12位曲阳石匠包揽关键雕刻工作
1952年10月，中央美院来了一批特殊的学生。他们是即将承担纪念碑浮雕雕刻工作、被选入中央美院雕塑系进修的12名曲阳石匠。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设计者之一的彦涵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952年至1955年，从曲阳、武强、青岛、苏州等地招集252名石匠进京，分10个组，武强、青岛、苏州的石匠负责装饰花纹等，而最为关键的浮雕雕刻工作则由曲阳石匠负责。
韩振书用了十几年时间，终于查清了这12位曲阳石匠的名字，他们是：冉景文、刘润芳、刘秉杰、曹学静、王二生、高生元、刘志杰、刘兰星、王胜杰、杨志卿、杨志全、刘志清。
在曲阳，至今承袭祖业的杨志卿之孙杨二川告诉记者，第一批被选去的这12人，几乎都是当时曲阳最高水平的石匠，彼此多是师兄弟关系，年富力强、技艺精湛。其中杨志卿的年龄最大，时年56岁。
“这批石匠从小就学习中国传统雕刻，已经从师父那里学到单凭眼力就能雕刻的硬功夫。但中国传统雕刻以圆雕为主，而此次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刻过程中以浮雕为主，需要结合中西雕刻技法，才能达到更佳的艺术效果，这些来自民间的雕刻艺人对西方雕刻技艺却并不了解，而且他们也没有形成较统一的雕刻风格，会对纪念碑浮雕的整体效果产生不利影响。基于以上考虑，这些曲阳雕刻艺人先是被安排到中央美院统一接受培训。而培训的关键，就是怎样正确使用点线机。”韩振书介绍。
12人中的刘秉杰生前在接受韩振书采访时曾回忆，到中央美院后，是雕塑名家刘开渠等亲自为他们授课。授课的主要内容是：雕塑的基本理论、正确使用点线机、如何再现雕塑家原创的意图等。
曲阳石匠历来是由师父口传心授，这样系统进行理论学习还是第一次。在大师们的悉心指导下，这些土生土长的曲阳民间雕刻艺人很快掌握了诸多专业雕刻理论与技巧，也学会了使用点线机等先进工具。同时，雕塑大师们还拿出自己的人像雕塑作品，让他们反复试刻。经过一年多的培训，他们终于被确定担任纪念碑浮雕的主雕任务。
“为保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雕刻工作顺利进行，在雕刻工程正式开始时，又从曲阳选调了近百名雕刻高手担任浮雕的助雕任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承担了月台栏板的雕刻和安装任务。”韩振书告诉记者，“如今，我们已经无法调查核对出这一批石匠全部姓名，现有记载中包括：冉立根、刘占祥、刘玉昆、刘志丰（以上人员后来成为浮雕的骨干），刘作梅、刘志惠、高五彦、曹邦玉、刘东魁、刘东元等。”
对于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工作，后任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厂厂长的李桢祥曾回忆：“曲阳石匠1953年初先后来到工地，主要负责纪念碑的浮雕工作，当然，他们也都参与了纪念碑工程的其他石料加工工作。”
纪念碑浮雕工作要求万无一失。据韩振书介绍，雕塑家们必须先用泥塑进行雕刻工作，具体流程是：1955年下半年，根据画稿完成二分之一大小的泥塑定稿；1956年春做与石刻浮雕等大的泥塑放大稿，人物基本与真人等大；1957年泥塑翻制成石膏模型，曲阳石匠依石膏模型雕刻汉白玉浮雕。
那时候的天安门广场，无论酷暑严寒，雨淋风刮，总能看到一群来自曲阳的石匠们在精雕细琢。
杨二川告诉记者，爷爷杨志卿参加浮雕雕刻工作的那几年里，基本很少回家。
“就算回来，待不了几天就又走了。”杨二川至今还记得爷爷给他讲述的发生在建筑工地上的故事：“石匠们在工地上不干别的，除了雕刻就是互相讨论切磋，有时候几乎成了‘吵架’，白天吵了晚上吵——只想把浮雕做到完美。”
事实上，不止杨志卿，每位参与雕刻工作的石匠都有一段对技艺精益求精的故事。冉景文的妻子曾这样回忆：“他是把心沉入雕刻艺术的人，他的创作室在东屋，在他创作时连我们家人都不能进去打扰他。”
直到年逾八旬时，刘秉杰仍然难忘周总理去施工现场视察的那一天：那年隆冬，周总理在施工现场看到曲阳石匠们在冰天雪地里作业十分辛苦，当场指示指挥部领导在工地四周搭建起高大席棚，冬天挡风、夏天遮阳。
